党的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提出，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加强对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公务接待、公车配备等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让作风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亮丽名片。而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未放松也没放弃过同腐败现象的斗争，同时，抗日战争时期的廉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廉政建设，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反腐倡廉建设，对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指导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反腐倡廉，加强党风建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建立廉洁政府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为了防止和惩治革命队伍中的腐败犯罪分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敌后根据地政权建立健全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法规。发布于1937年8月25日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1938年8月15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克扣或截留应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均以贪污罪论处。晋冀鲁豫边区也有类似的规定。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该年9月13日，毛泽东去中央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干部战士。他看到病榻上的老战士肖玉璧面黄肌瘦、骨瘦如柴，心情十分沉重。当时为保证毛泽东身体健康，中央特批给他每天半斤牛奶。看到肖玉璧营养不良，毛泽东当即决定把自己的取奶证转送给肖玉璧。就这样，肖玉璧很快恢复了健康。肖玉璧出院以后，组织上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当局长。可肖玉璧利用职权之便，贪污受贿，并采用多收少报的方法欺瞒上级。后来还发展到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部队。当时，边区政府对违纪贪污行为处分相当严厉。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规定，克扣或截留应发给或缴纳的财物、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10种行为均为贪污，并规定对贪污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他不服，直接写信向毛泽东求情。当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把肖玉璧的信转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并不看信，问林伯渠:“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回答:“3000元。”毛泽东又问:“他的态度怎样?”林伯渠说:“他在信中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又问林伯渠:“你们的态度呢?”林伯渠说:“据我们统计，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率达5%，这股歪风非刹住不可。不过，最后究竟怎样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我特地来请示。”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记得我是怎样对待黄克功的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1942年1月5日的《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在这些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各边区政府惩处了一批腐败分子，保证了廉洁政府建设的顺利进行。抗战时期的反腐斗争增强了法制色彩。党在各边区成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都将厉行廉政、严惩贪污腐化、肃清贪污浪费作为施政纲领核心内容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1938年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研究反腐败法理问题时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这个条例规定，克扣或截留应发给或缴纳的财物、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10种行为均为贪污，还规定了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和苦役的具体标准及追缴办法。     

二、有关国民党政府失败原因总结的历史教训

张其昀的《先总统蒋公全集》中记载了蒋介石的话语，今天看来十分警醒人心。

“抗战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来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

“我们党和团的组合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

“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掉了。”

参加抗日的阶级和阶层成员极其庞杂，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还包括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向共产党渗透，一些腐败的恶习和思想毒瘤，不可避免被带入革命阵营中，侵蚀着革命队伍的肌体。同时，国民党又妄图以高官厚禄、金钱美色来引诱共产党员，使共产党员面临着被腐蚀的严重危险，个别党员经不起诱惑，意志薄弱，进而失去党性，掉进腐化堕落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而，加强抗日战争中的廉政建设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敢于担当、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2015年2月13日至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西省视察，他强调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结合时代条件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要从延安精神汲取力量。
    三、加强监督制约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组织基础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是廉政建设的根本保证，在民主基础上建立相互监督机制来促进廉政建设，则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没有监督的政府必然导致腐败，为及时监督和防范公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监察机制。
      通过参政会和人民代表会议，行使监督权力。抗日根据地在选举中规定了“三三制”构成原则，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同时也采取了许多相应措施，保证把更多的党外人士吸纳到政权中来。经过“三三制”改造的根据地政权真正成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调动了各阶层的积极性，代表了各方利益，容纳了各界精英。根据地大力实行民主，普遍建立“三三制”政权，并按照“三三制”原则在县以上建立参政会，在区、乡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监督各级政府公正廉洁履职。在参政会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后，颁布了组织法和组织条例，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其宗旨和职权。
       通过保障权利，重视人民群众的批评监督权。1941年，刘少奇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演讲时指出：“新四军吃了穿了人民的，就是人民养育的，就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完全有权利批评它，教育它，指导它，要求它去为人民的福利而战斗。”尊重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呼声，接受群众监督，是苏中区各级政府遏制腐败的有力保证。
      通过民主选举，落实社会监督。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人民有无真正平等的选举权利是评价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根据地实行了广泛的民主选举，为群众检查政府工作、批评公务人员的错误提供了机会，保证了他们检查、揭发政府的官僚主义和清除政权中贪污腐败分子的权利，使真正勇敢廉洁、富有能力、忠于抗战事业的有识之士能有机会在政权中切实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基层政权改造中，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选举对于动员民众、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无疑起着重要作用，而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正是建立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基础。普选制和竞选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唤醒了群众的民主意识。这是共产党领导民主政治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四、发扬延安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民主体思想。他把“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看作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正是从以上观点出发，毛泽东主张反腐败必须发动群众，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中央苏区时期，面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的出现，毛泽东倡导成立了各级工农检察院作为党组织开展反腐败的办事机构；利用各种媒体大造舆论声势；成立了反腐败突击队、轻骑兵、工农法庭等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广泛参加到反腐败斗争中来，取得了苏区反腐败斗争的全面胜利。这标志着毛泽东发扬民主、依靠群众反腐败思想的成熟。建国后，毛泽东始终把依靠群众、发扬民主作为反腐败的根本措施。

延安时期提出“三三制”民主政权形式，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把力量的基点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确立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投豆选举是陕甘宁边区特有的选举方式，体现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习仲勋“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精神。

实践证明，在革命时期搞群众运动，开展“三反”、“五反”斗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造成声势是完全必要的。建国初期的反腐败斗争曾经在全社会形成反腐倡廉的好风气就是明证。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既是延安精神的根本内容，也是延安精神的根本特征。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大家都图舒服而怕苦怕累，就没有谁来抗日和革命，更没有谁去搞什么反腐倡廉建设，也就没有革命事业的胜利。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需要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的不怕艰苦的拼搏和创业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会建设得更好。如陕西省西乡县纪委在县行政服务大厅、各镇便民服务大厅等窗口单位设立了50个民情直通车专用举报箱，在县纪检监察门户网站开设了直通车举报专区，公布了举报邮箱、电话、网址和来访地址，落实了巡回信访车，建立了“民情直通车”信访举报及时受理、快速回应、直查快办新机制，方便群众投诉举报。开展信访直通车下基层巡回接访5次，受理群众来信来电来访63件，已办结63件。

五、抓好制度建设取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延安从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抗日根据地的总指挥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相持阶段的主战场，注重抓好制度建设，坚持艰苦抗战。在创建抗日根据地过程中，各地十分注重制度建设和纪律规定，健全法制规范行政人员行为。通过严格的制度和严肃的纪律，减少了贪污腐败现象，用廉洁亲民的好作风迎得了广大群众的有力支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更有力地打击贪污行为，各抗日根据地相继颁布了反贪污法规。比如在1942年，苏中区颁布的《苏中区各级行政人员公约》规定：“打破雇佣观念与地位观念，养成守法、奉公、廉洁清明的作风，不贪污，不受贿，不鱼肉人民，不藉公营私，不阳奉阴违，不浪费侵吞公款，不姑息或压迫下级，不欺骗或蔑视上级”等。随着抗战的深入和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对干部的要求也愈加严格，苏中抗日根据地还出台了关于选拔、任用、考核和管理干部的《苏中区各级公务人员任免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各级政府委员系由民选产生者，应一律依照选举法、罢免法，实行选举或罢免后，呈请上级政府任免之，其尚未实行民选者由上级政府直接任免。”并且强调：“凡公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政府得命令免职或留职：（甲）同级民意机关以法罢免者。（乙）受到行政上免职撤职处分者。（丙）自行请求辞职照准者。”

依靠制度建设取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的经验，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当前任务是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惩治腐败，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纠正“四风”，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后仍然顶风违纪的行为。如西乡县纪委成立了7个专项检查组，对部分单位贯彻落实八项规定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针对存在的问题，下发监察建议4份，警示训诫4人。共开展专项检查和暗访25次，检查单位102个，发现问题28个，处理13人，其中立案查处了个别干部公车私用、上班玩游戏等典型案件4件，党政纪处分4人。要从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环节入手，深入查找容易诱发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构筑制度防线，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还必须进一步加大制度落实力度，建立健全制度执行监督和问责机制，提高制度的执行力。需要发扬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延安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能奢侈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