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健康时百无禁忌，对那些稀奇古怪的食物备感兴趣，什么都敢吃，吃了也没事；而身体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对食物百般挑剔，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喝。其实，这不限于身体，国家社会也是这样：当国家走向强盛时，统治者对难听的真话也是听的；而一旦国家走向衰亡，统治者就不喜欢听真话，而对假话情有独钟了。

领导班子内部民主空气浓厚时，“班长”喜欢听真话，其他人也愿意讲真话，班子能形成合力，打出去就是一个有力的拳头，无往不胜。

斯大林领导苏联卫国战争开始时犯了错误，但很快吸取教训，重用朱可夫那样敢讲真话、才华出众的将领，采纳合理化建议，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夺取了苏联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可到了晚年，他好大喜功，经常陶醉在虚假的统计数据里。若报上来的粮食产量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会把统计工作负责人找来，咆哮如雷，武断地要求“至少增加一倍”。

古往今来，官场中有真话也有假话，是真话多还是假话多，取决于“主”对真话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明代隆庆年间，进士冯时可养了一只鹦鹉，丫环们为讨好冯的小妾，教鹦鹉喊她“夫人”，小妾心花怒放，把鹦鹉当宝贝。冯时可认为妻妾错位改口叫“姨娘”不妥，训练鹦鹉。小妾恼羞成怒，严冬时把鹦鹉挂到院子里活活冻死。鹦鹉讲真话丢了小命，只因为“主人”不愿意听真话！

那么，是不是选一个好“主人”，就会有讲真话的宽松环境呢？没这么简单。古今中外许多例子说明，“听真话”是动态的、不确定的，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同一个“主人”，在公众场合听真话，背后不一定听真话；是“人”的时候听真话，是“神”的时候不一定听真话；中青年时听真话，年老时不一定听真话。所以，这既是人品问题又不全是人品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环境和机制的问题。营造讲真话的环境氛围，建立起具有针对性的监督机制、讲真话的激励和保护机制，堵塞制度缺陷和法律漏洞，比“主人”的人品更重要。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一个健康的国家，应当有一批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的民族脊梁，有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讲真话环境。如此，国家才真的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