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对腐败深恶痛绝,并在打击腐败上决不心慈手软的人。终其一生,他一手高举着严惩贪污的《大诰三编》,一手挥舞着利刃大砍大杀,甚至将贪官“剥皮实草”公开示众,但依然未能阻止贪腐之官员如过江之鲫。所以在其晚年,他曾发出这样疑问:“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朱元璋的疑问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也有借鉴意义，读史料，朱元璋并不是一味地注重“酷刑”，也有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各项措施，他对新上任的官员进行“任前廉政谈话”，将他们带到皇宫的一口水井旁，说，做清官，靠俸禄过日子，就像守着一口井，井水虽不满，但可汲取养活一家老小。如果从外面取水灌入井里，满了就要加高井台，一旦台破水溢，就会殃及的乌纱。亲自给新任官员上了一堂清廉与贪腐、眼前利益与长久利益之间如何取舍的廉政课。他在每个州、县设立皮场庙，作为贪官污吏“剥皮实草”的刑场，将“剥皮实草”的贪官污吏吊在政府门口，警示震慑过往的官员，打击贪腐。

一手抓预防，一手重典惩贪，按理说贪腐应该能制止，朱元璋为何发出那样的疑问？原来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朱元璋颁布的《大诰三编》、《大明律》虽严厉，但是封建统治者的意志常常凌驾于律法之上，他曾经出于“人才难得”而对一大批作奸犯科者一再宽宥，这大概就是问题症结所在，律法的执行与否在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让每一个贪赃枉法者心存侥幸，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不是刑罚的严酷程度，而是动辄必究，刑罚的必定性。

纵观古今，凡治国者必先治吏，吏治清明则天下治，吏治腐败则天下乱，中共在毛泽东时期对执政党“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有了清醒的认识，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到如今的全面从严治党，无不彰显着中共在管党治党上笼子越扎越紧，全面从严治党不仅仅是中共领导人的个人好恶，更是包括八千多万党员在内的中国人民的人心所向。

中共恰到好处地解决了朱元璋的疑问，首先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四个全面”的半壁江山，全面从严治党离不开全面依法治国，管党治党必须坚持依规依纪依法，不能像朱元璋那样凭一己好恶或宽宥或苛刑，一己好恶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纪律法律作为管党治党的准绳对全体党员都有约束力，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依规依纪依法管党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其次，中共领导人在遵守党的纪律上率先垂范，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印证了“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全国上下掀起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的浪潮，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最后，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新年贺词里讲的那句话——“上下同欲者胜”，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是包括全体党员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有人要疑惑了，问:“难道那些贪腐分子也希望从严治党吗？从严治党对他们可没一点好处？”那些腐败分子不是生来就注定腐败，很多在参加工作伊始还是理想信念坚定，作风正派，只是后来受周围环境影响走错了路，正如宋代许棐：“与奸佞人交，如雪入墨池，虽融为水，其色愈污。”没有人想生活在一个处处充满腐败，地下交易频发的灰暗地带，就像人心向善，人心也是向着阳光，都渴望政治清明、政府清廉，这就是我们的从严管党治党一路走来为什么能得到举国支持和国内外一致好评的重要原因。